若干年来很少进电影院，基于三个理由：不愿见好好的影片被剪，不愿踏着满地的鸡骨头或听汽水瓶滚下来的声音，不愿挤在被黄牛截拦不前的买票行列中。距离上一次看的《假如我是真的》这部片子，看看有多久了。但星期日我在大雨滂沱中却排两场队才买到票，是去看《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的作品我是熟知的，但是我不知道编剧会编得怎样，或导演会导得怎样。等我一口气儿看完了，才从电影中回醒过来，才从小镇、陋巷的小丑、小姑娘、推销员……的身边回到影院的座位来。在电影的剧情进行中，我虽因剧中人语言、举动的滑稽而大笑，但心情是怜悯和悲哀的，每个观众都是一样的吧！但出了电影院，走在西北雨冲洗过的人行道上，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为了这部片子的成功而喜悦，为了原作者黄春明和编剧者吴念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抱负和理想的工作而喜悦，为了他们俩是我认识的写作的朋友而喜悦。

好的原著如果没有好的编剧和导演也是枉然。出身矿工家庭的吴念真，自小在老家九份经历了那个矿区的兴衰，从兴盛得酒家林立到衰败得一里只剩了一二十户人家，小学一年级竟无新生入学。由这样一个看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情态者来编写剧本，是抓得住原著的精神的。吴念真才不过三十岁吧，是温和的读书人的样子。

黄春明我就熟识得多了，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冲劲十足。我有一个宜兰朋友尝笑谈说：“宜兰面，我在街上一看就可以知道。”我问说宜兰人的脸，有什么特征或不同吗？我所知道的宜兰人像蓝荫鼎、杨英风、黄春明、吴静吉、杨丽花，他们的“宜兰面”跟别处人不一样吗？我的朋友也说不出。我问黄春明，黄春明说：“我没听说宜兰人的面孔有什么不同，倒是我们宜兰人的个性是反叛性比较强，所以从事艺术的很多。”他说得的确不错，黄春明就是典型的一个，上面所说的几位，不也都是艺术家吗！这样个性的人，从事艺术更能发挥他自己的创作力，是一点儿也不错的。

看黄春明的小说，好像讽刺社会现象，同情陋巷中的小人物，以为他是个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者吗？也许有，但这一切的后面，却是一股“热爱”的情绪，爱家、爱小孩，同情好人，在《儿子的大玩偶》电影中，观众也可以看出来的。小孩子和女人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使我们越觉得，他们是该受到保护的，不要虐待和摧残他们啊！

记得他初向《联副》投稿，是1962年3月间的第一篇《城仔落车》，他不知道编辑是何许人，还特别附函嘱咐，可别把《城仔落车》改成《城仔下车》呀。春明的小说，不太在文字上雕琢，但是他把语言运用得特别好，他在小说中不但把当时的社会现象描绘得真真实实，也把什么人说什么话的特点描写出来，所以我常觉得他的小说不是看平面的，而是有声音的，因此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最适合不过。在《儿子的大玩偶》电影中，他就运用了三国四种语言，而且非常恰当。黄春明是个才智很高的作家，他无论做什么，不但冲劲十足，脑筋也快，当年读师范实在并不适合他，他不能乖乖地做一辈子好老师。他能写会画，设计方面也有两手。当年他当兵回来曾在中广宜兰台主持一个台语的《鸡鸣早看天》的晨间节目，好像中广的《早晨的公园》一样，听众非常多。前几年他给“爱迪达”做企画设计，让“爱迪达”人人皆知，实出于黄春明之“脑”。大家也都知道他开创了拍摄纪录片的新境界，像《大甲妈祖回娘家》等等。

这位当年从宜兰街上出发的少年，终于更走进了他所喜爱的电影制作，在《儿子的大玩偶》以后，还有《看海的日子》、《两个油漆匠》等，并且由他自己改编剧本，甚至也许要自导了。

四十多岁了，正是人生浑圆成熟冲劲最高的时候，黄春明是有许多事情想做的，但是他曾说过：“我毕竟是个写小说的，有很多事情，我常常想拿小说来解决。”寄语春明，可别忘了这句话啊！读者也还是很重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