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个月前，公共汽车站变换位置，把车牌改到转角这条马路来，我们才发现这家名为“家乡馆”的豆浆店。那天早晨，凡赶公共汽车，我上菜场，在家乡馆门前，偶然看见已经晒褪色的红纸广告牌上写着：“本店早点油酥蟹壳黄”，我们便第一次迈进了家乡馆。屋子小得厉害，只放了三张小方桌，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雅座”上坐下。没人来招呼。门前打烧饼的绿格衬衫少年，一心一意地往灶口里掏那烤熟的蟹壳黄，掏一个，甩一甩手，吹一口气，满面油光，满头大汗，看样子，工作的热情有余，技术不够。店里只有两个人，身后蹲着一位在洗碗筷，缩在那儿，低着头，只看见一条长鼻子。

“喂！”我喊了一声，有点生气。

长鼻子没有动弹，绿格衬衫倒回过头来，发现把我们冷落了，皱着眉急忙喊：“喂，招呼人客呀！”

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广东人，管客人叫人客，我还猜想他是岭东的人。他的天庭高，眼睛深，一身黑腱子肉，不像小本经营的买卖人，倒像什么香港菲律宾来的球员。这一叫有了用，长鼻子慢吞吞地站起来，先把碗筷放好，才移步到我们面前来。我这时看清楚那鼻子实在太长了，不禁想起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子》来。也使我想起《鼻子》里描写禅智法师的鼻子有五六寸长，确是可能的；因为眼前这条长鼻子，从根到尖，总也和禅智法师的不相上下了。他整个脸上的肉都仿佛随着鼻子的重量垂下来。他不笑，苦哈哈的；笑起来，阴森森的。第一天我们就有福看到他的笑容，因为他把我们要的蟹壳黄递到对面桌上去了，人家要的甜浆卧白果，他却颤悠悠地端到我面前来。我们这桌和对面那桌的客人，都冷眼看着不言语，他看两边都不动嘴，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咧嘴一笑：

“哟！这一早上挨噌挨的，糊涂啦！”

说着就把两边的早点掉换过。一听这地道的北平口气，我和凡不由相视一笑。鼻子虽长，样子虽冷，对我们，却也有份亲切感。

以后一连几天，我们都是家乡馆的座上客。因为有人管绿格衬衫叫“小黄”“老黄”，又做的是蟹壳黄，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蟹壳黄”，当然这只限于我和凡背地里谈话叫的。几天下来，对家乡馆有了点认识，蟹壳黄是老板，长鼻子是伙计。伙计年纪虽然比老板大了一倍，但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时时刻刻挨老板的骂。本来做事就慢，大概被骂了心有未甘，就更加表现他的缺点，以示抵抗吧！有一天蟹壳黄又督促长鼻子做什么，但是长鼻子尽管哗啦哗啦地洗刷碗筷，不动窝儿，蟹壳黄急了，一副气急败坏的相儿，自己横冲直撞地跑到后院去。长鼻子这时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一边把碗筷送到桌上，一边面部无表情地自言自语着：“蟹壳黄！属螃蟹的，横爬！”

三张“雅座”上的六个客人都笑了，我差点儿把原汁豆浆喷出来！我是笑怎么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给老板起了同样的外号？长鼻子把客人逗笑了，他并不笑，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又过了几天，家乡馆忽然贴出新的红纸广告来了，原来是除了油酥蟹壳黄、油条、原汁豆浆以外，又加了“小笼包子”一项，门前也多了一口炉灶和一块案板，站着一条大老黑粗的汉子，在那儿揉面包包子。小屋里又硬摆下一张雅座，把长鼻子所心爱的洗碗部挤到墙角去了。

虽然添了客人，添了工作，长鼻子的慢动作并没有改变。本来也是，客人吃剩下的碗筷总要洗刷的，如果他放下碗筷去招呼客人，没有碗，他怎么盛豆浆呀？我渐渐地同情长鼻子了。他做事总算是有条理，听说他是剧团解散下来的，我又对他更增进一份亲切感，说不定我还是他的观众呢！不知他是唱什么的？整纱帽，捋胡子，抖搂袖子，一声咳嗽，他在豆浆店里也走的是台步呀！只怪蟹壳黄太少年气盛缺乏同情心了。我常常这么想。

做小笼包子的这位师傅，是山东大汉，十足表现了他那籍贯的传统性格。个子大，劲头儿足，耍在他手里的那块发面，总有十几斤吧，他把它放在案板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揉它、拍它，叭叭叭的，那块面，就像一个白胖女人的在挨揍。小笼屉叠了十几层高，层层冒着热气。他不像蟹壳黄那样怕熏，热烟直向他只穿着一件线背心的胸脯上吹，也不当回事。

我们叫来一笼包子。我觉得包子个儿大了些，像小馒头了，便轻轻对凡说：“大概皮厚馅少，不像包子样儿。”凡还没答话呢，谁知长鼻子正拿醋来，他听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您吃吧！包子肉多不在褶儿上！”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挖苦老乡，还是在替老乡说话。包子虽然不算难吃，总觉得不够意思。吃完出了家乡馆，在去菜场的路上我不由得心想：这家乡馆，是算哪个的家乡呢？三个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广东、北平和山东。而广东人和山东人却做着江南风味的蟹壳黄和小笼包子，戏班出身的京油子却当了店小二。

起初，还表现得不错，除了长鼻子冷言冷语甩几句老广听不懂的闲话以外，其余的两个人仿佛还能合作。因为各人卖各人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分账法？但是我看见他们总把包子钱另外分出来，大概长鼻子是给他们两个人当伙计了。生意那一阵子的确不错，长鼻子更忙不过来了，反正他也不着急，还是走他的台步，只是把蟹壳黄气坏了。有一天凡叫了一碗咸豆浆和两笼包子，包子吃完了，豆浆还没来，凡大概犯了他学生时代在饭厅里的脾气，不催也不叫，一手拿一根筷子，轻轻敲打着桌子，表示无言的抗议。这样忍了一会儿，听后面的洗碗声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凡便回过头对长鼻子开玩笑说：

“我们可是干噎了两笼包子了，豆浆怎么样了？黄豆还没上磨吗？”

这回长鼻子倒是阴森森地笑了一下，仿佛与他不相干似的，竟也玩笑地说：

“这叫三个和尚没有豆浆吃！”

蟹壳黄一听急了，赶快配好佐料舀了一碗豆浆，端来时用力“ㄅㄤ”的一下顿在桌上，豆浆溅到桌子上，好像是跟客人过不去，其实他是在对长鼻子发脾气，还急不择言地骂了两句：

“我不知道北方人是这样的没出息！”他也不管吃早点的客人都是哪里人。

长鼻子哼了一声没答话，老乡倒开口了：

“可不能一概而论呀！”

还好老乡态度不太积极，说完也就过去了。客人们也都没搭碴儿，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乐得看热闹。只是我们白白地被顿一下，显得蟹壳黄太没礼貌了，但我们原谅他的心情。待一下，蟹壳黄到后面去了，长鼻子从洗碗部站起来，望着蟹壳黄的后影，冷冷然，慢吞吞地吐出了三个字：

“南——蛮——子！”

客人们忍不住哄堂大笑，老乡也哈哈大笑。这时蟹壳黄从里面出来了，又换了那件绿格衬衫。他不明白大家的笑容和对他的注视是为了什么，大概还当是他刚才骂对了，大家在笑长鼻子呢，所以他又侧头对长鼻子不屑地瞪了一眼。长鼻子也只当没看见，迈着台步走到老乡那儿去端小笼包子，顺口又嘟嚷了一句：

“娘儿们刀尺！”

他明知道蟹壳黄听不懂他这句话，所以毫不顾忌地大胆当面说出来。客人们也没听清楚，我们这桌挨得近，听见了，也懂了。他是笑蟹壳黄穿绿格衬衫像女人打扮。蟹壳黄这时又好心好意地问老乡一件什么事，谁知老乡也不耐烦起来了：

“俺不知道！”

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这么一句，随后用力打着那块白胖面，仿佛在打他那扔在济南府的女人出气。

蟹壳黄莫名其妙地回到他自己的烤灶前。空气有点不大协调，老乡打够了揉够了那块面，忽然又感慨地说：“干吗呀！都是大陆上来的！”说完他自己倒冷笑了一声。

客人们吃完早点算账走出家乡馆，脸上都不免浮上一层笑意，是笑这店里的三人戏。我想着长鼻子的话，走出来还直想笑。凡对我说：